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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台湾学者对此有精辟的阐述： 所谓期待可能性者，乃对于某一定之行为，欲认定其刑事责任，必须对于该行为人能期待其不为该行为，而为其他适法行为之情形也。

中基层法院院长胜任特征的实证结论，为完善中基层法院院长的选任、培养和考评机制提供了有力证据。主要表现在采取措施降低门槛，简化程序，便民利民。

首先，从图1通用胜任特征的总频次可以看出，优秀法院院长在以下九项胜任特征上表现较为突出(出现频次和标准化平均分排序均位于前九位)：成就导向、团队领导、客户服务导向、专业知识、信息搜集、分析式思考、主动性、人际理解、自我控制。当前，我国司法领域出现一股日渐高涨的人文关怀热潮和种种体现人文关怀的做法。目前，仅有前述左卫民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研究了中国法院院长的角色。此外，分别加总每种角色对应的胜任特征频次的结果表明，中基层法院院长扮演着管理家(189次)、政治家(81次)与法律家(19次)三种角色。另一方面，自媒体、网络媒体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使法院工作受到比以往更高的关注，也需要法院院长树立大局观念。

胜任特征结构模型要求工作者具备与其工作岗位相匹配的能力、素质、知识、技能水平等要素，使其更好地完成目标工作计划和工作任务，最终实现工作绩效的提高。其中，2009年5篇，2010年8篇，2011年13篇，2012和2013年各6篇，2014年2篇周详，2010，《刑法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载《法学研究》第3期。

劳东燕，2015，《刑法中的学派之争与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一）法学去苏俄化的可能问题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礼法传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法传统，都建立在对人的多样性的理解之上。（冯军，2013）也正是基于对司法机关充当权利守护者的信心，法院的地位随着法学的知识转型越来越得到提升。杨立新，2016，《编纂民法典必须肃清前苏联民法的影响》，载《法制与社会发展》第2期。

第二，法律机关、法学研究必须要服务于革命的大局，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相比没有什么特殊性，不应该被形式化条文束缚。（汪晖，2008：143-145） （二）阶层论中隐秘的价值判断 确定犯罪本身是一个社会对最恶劣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这些行为要么违背了人类普遍的正义观，要么与社会大多数人的普遍情感相悖。

［美］弗朗西斯·福山，2014，《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张明楷，2017，《阶层论的司法运用》，载《清华法学》第5期。仝志敏，1979，《列宁、斯大林论法制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载《教学与研究》第1期。陈兴良（主编），2010，《刑法总论精释》，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1979年《刑法》越来越脱离现实，立法机关从1982年开始考虑修订刑法，1988年提出了初步修改方案。违法性主要是寻找违法阻却事由——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依法令的行为、职务行为、自助行为、被害人承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这些都不会成为判定入罪的理由。（刘艳红，2008）也就是说，在刑法学者看来，罪刑法定原则对法官的约束是有方向性的，它只是限制法官入罪，但是不限制，甚至鼓励法官出罪，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化时有着双重的指向。然而，在反思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的过程中，学术界开始淡化路线之争，去苏俄化是知识转型的一种外在表现，其实质在于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政治法律观念，这构成了犯罪论重构背后隐秘的价值判断。

总之，十多年来，刑法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刑法教义学成为厘清学术与政治、推动学术中立化的重要体现。［美］李怀印，2013，《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岁有生、王传奇译，北京：中华书局。

然而，人民这个概念背后的公共利益正在被日益崛起的公民伦理所解构：刑法所应该维护的仅仅是个人法益，在不涉及国家的关系中，只要个人的行为不侵害他人，就应该是无罪的，这在聚众淫乱去刑化的讨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主张聚众淫乱行为去罪化的学者也并不是认为社会风化不重要，而是基于个人权利至上的考虑，担心国家手中的权力会损害公民的自由。及至80年代初，自由主义传统进一步在新启蒙的旗号下复苏，以否定激进主义史学为其使命。

（杨兴培，2010）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是从文革到现代政治的必然选择，被认为与现代社会的基本精神相契合，通过将中西之别解读为古今之别，刑法学中的理论变迁具有了正当性。曲新久，2010，《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刑法卷》，厦门大学出版社。同时，改革开放后法学的知识转型与重构，不仅关乎中国法治的未来，也关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治理手段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讨论也具有历史意义。赵秉志、王志祥，2009）但这些观点都是消极防御的，是从路径依赖的角度论证我们被迫接受的现实，并没有指出苏俄刑法学在道义上的正当性。赵秉志、王志祥，2009，《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历程与未来走向》，载《刑法论丛》第3期。（黄宗智，2003）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法制，在彻底废除国民政府伪法统后，全盘吸收苏联法学，以此建立革命法制，并逐渐形成了影响至今的政法传统。

从启蒙时代开始，保障个人权利、限制公权力就已经是不证自明的真理，进而成为西方政治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元素。邵六益，2017a，《党国体制与政法传统的兴起》，武汉：第六届法权秩序与中国道路学术研讨会。

追求结果公平的政府势必会超越最小政府的限度，过度的政府权力会导致腐败，最终沦为暴虐的来源。学界之所以对西方式的民主法治理念有如此的热情，归根结底还是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政治运动心有余悸，文革不仅使得革命话语退出了学术研究领域，也使苏俄化被污名化。

但是对于类推应当是很谨慎的，并且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列宁，2001）但无产阶级要消灭阶级，消解国家和法律以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作为终极使命的判断没有改变，革命就是实现这种质变的关键，在过渡阶段，法律的革命主题从未消解。

在一步步清理了社会危害性理论之后，新的刑法教义学将犯罪本质归结到法益侵害上来。（付立庆，2016）中国对二战的理解主要是在国际维度而非国内维度，所以并未发展出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动因。公丕祥（主编），1999，《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公丕祥［主编］，1999：38-39） 不同知识传统之间的张力构成知识谱系的基本框架，既是理解法治图景的重要维度，也是观察过去、理解今天和展望未来的关键。

同时，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刑事政策逐渐被教义学驯化，这也使刑法失去了与外界沟通的另一扇窗户，由此造就了刑法封闭性的理想图景，进而自信地提出去政治化的诉求。这种以宪法为基点所建造的刑法与刑事政策之间的桥梁，既可以限制刑罚权的恣意与扩张，又能够维持刑法本身的开放性，借由一个具有宪法关联性、兼具法律解释和立法批判功能的法益概念，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区隔得以贯通。

（《共同纲领》第七条）通过人为的方式塑造一种对立，不断更新革命的动力系统，以便更好地调动大多数人的支持，完成新中国成立后继续革命的任务。需要注意的是，陈兴良提出刑法去苏俄化命题后，我们一般就会将去苏俄化限定在德日刑法学与传统苏俄式刑法学的对垒上，更多关注近些年来两派法学学者的争论。

（贝卡利亚，2005）换句话说，罪刑法定是符合近代西方基本价值的法律的要求。刑法的斗争逻辑反过来影响到整个法学研究思维，将所有法律看作惩罚性规则。

主张阶层犯罪构成理论的学者认为，四要件学说不仅会导致社会危害性的一枝独秀，也无法回应某些特殊情形中的逻辑悖论，如按照四要件的犯罪构成条件，不负刑事责任的人无罪和紧急避险的人无罪没有区别，而阶层论能够很好解决这些问题。陈兴良，2013a，《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中国语境下的展开》，载《中外法学》第5期。（阿雅尼、魏磊杰［编］，2011）甚至受国际化影响的俄罗斯人也曾简单地相信民主、市场经济的许诺，认为伴随民主的形式要素与市场经济法律支柱的引入，转型过程将会以一种‘令人满意的的方式终结。对法学知识去苏俄化的分析，实际上是对两种法学传统进行代际综合的尝试，是完成中国法学知识重构的关键，也是中国的法学走向成熟的必然途径。

刑法学界敏锐提出的知识转型命题（陈兴良，2012a，2012b），可以成为我们透视整个法学研究状况的切入点。也就是说，刑事政策不能肆意地扩大其打击范围，而是要同时考虑到对社会和公民权利的尊重。

只是因为我们国家大，情况复杂，法定罪行不宜定得过细、过死，所以采取必要的类推。民国时期民事法律改革中继承与变革并举，西方法律与中国传统的糅合是其核心命题，这从典、田面权、债、赡养、妇女权等多个方面可以得到证实。

罪刑法定的经典表述是从消极方面去罪，也就是条文后半段的表述，但这条规定比较特殊，留有积极入罪的表述。中国之所以能够迅速接受罪刑法定，主要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历史密切相关。